到底如何错误提控，新闻没有清楚的交待，但是格林奈承认犯错，却无法弥补对陈群川一生所造成的伤害。
“新泛电事件＂不只是一宗商业案件，也是一宗政治案。
陈群川是当年备受民眾看好的马华领袖，这和他出身及背景有关。 陈群川出生於雪州蒲种新村，童年家境拮据，他立志出人头地。1970年，30岁的他受到云顶创办人林梧桐的赏识，邀请他出任云顶集团总经理。
他在商业上的才华，让他被喻为“经济奇才＂。 1984年，马华爆发党爭，以梁维泮为首的当权派扛上了陈群川领导的挑战派。
1985年党选，陈群川击败梁维泮当选马华总会长，达到他的政治高峰。 陈群川当选总会长数个月后，由他控制的新马掛牌公司“新泛电＂出现问题，他当时认为应前往新加坡解决问题。
陈群川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当时他也前往请教“上头＂是否应该过去新加坡，“上头＂也认为应该儘快处理，以便儘快回来应对即將举行的大选。
但是，他前往新加坡被扣留时，本身还不知已被扣留，甚至被提控时，也不知被控告甚么罪。
往事已矣，如果当年陈群川没有被控，他或可在政坛上干出一番事业、合作社事件或许也不会爆发。
面对这样的人生挫折，特別是被错误提控和坐牢，相信信奉耶穌的陈群川能够放下，毕竟时间不能倒流、命运也不能改写。
回顾陈群川的点点滴滴
1940年9月24日，陈群川出生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蒲种新村，祖籍海南，是兄弟姐妹七人中的老大。父亲是一名俱乐部侍应生，由于家境贫困，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分担父母的工作，生活清苦。
在美以美英文中学毕业后，17岁的陈群川找到一份马来西亚国家电气局的书记工作。那时，他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电气工程师，于是每晚下班后，都利用业余时间进修大学先修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英国高级剑桥文凭，同时亦获得前往英国深造的奖学金。
然而，当梦想大门徐徐敞开，陈群川意识到，自己的全职升学会令6位年幼的弟妹因失去经济保障而失学，于是毅然放弃奖学金，要求上司调派自己前往发电厂当学徒，希望以半工读的方式考取工程师资格。
一年后，发电厂的工作渐渐变得索然无味，伺机求变的陈群川于1962年在国家税务局谋得调查员一职。新工作的挑战让他改变初衷，转为进修法律和会计课程。
在税务局的6年中，他逐步通过实践掌握了不少有关法律、税务以及财务方面的知识，为后来在商场上的运筹帷幄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7年，税务局实施人员调配政策，为照顾家庭而无法服从调配的陈群川，只好再度寻找新工作。
凭借在税务局的丰富经验，他很快就得到美国美孚石油公司（ESSO）驻马来西亚分公司税务部税务助理的职位，3个月试用期满后，被升职为税务顾问，并时常有机会参加公司安排的有关国际贸易及金融方面的培训。
转眼又是3年，对于陈群川而言，这是一段积蓄实力的黄金时期。他不仅在美孚石油公司学会了跨国企业的全套运营模式，更切身体会到跨国资深执行人员在商场面对的诸多挑战，更重要的是，他深谙国家政治氛围的巨大影响力，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真空”发展。
在担任税务顾问期间，陈群川亦兼任多家会计公司顾问，名声渐趋广传开来，一些备受税务困扰的大企业老板纷纷慕名而来。
云顶高原集团创办人、已故的林梧桐便是其中之一。
1969年，刚刚拿到赌场执照、开辟云顶的林梧桐（祖籍福建安溪），委托陈群川核查税务账目，并仰赖他的精明睿智，及时从税收局追回了多缴的86万元所得税及其他税款。
经此一役，心怀感激的林梧桐力邀其跳槽参与云顶的开发策划工作。
几经思量，陈群川最终割舍了美孚如日中天的事业，于次年出任云顶高原集团第一任总经理，从此开启了另一段传奇佳话。
当时的云顶高原仍然是一片荒凉山岭，没有交通，没有任何酒店，开发旅游业无异于从零做起，而所需的庞大运作资金更成了头等难题。
走马上任的陈群川首先开始向银行及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宣传云顶高原的各项潜能，积极融资，同时亦乘借当时马来西亚政府颁布的“新兴工业前5年全面免税”的政策时机，全面启动云顶高原的开发工程。
他的经营理念是利用云顶四季如春的气候作为卖点，将其打造成一处老少咸宜的避暑胜地。为此，他在原本荒蛮的山地上规划设计出人工湖、游乐园、缆车、高尔夫球场、直升机机场等基础设施。
为提升人气，更在每周末邀请在校学生铜乐队上山表演，这样一来可以聚拢大量的低龄小游客，二来可以吸引学生家长带领全家老小打气捧场。方法果然奏效，客流量很快稳定在五位数以上，云顶成功的改头换面，不但为集团赢得了宝贵的第一桶金，更令陈群川卓越的商业才华备受业内瞩目。
不过很快，就有关于华人企业的坏消息传来。 事实上，70年代初期的马来西亚，土著企业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一成，而华人企业已从传统的农矿业转向新兴的多元化领域，走势强劲。
一份1970年的当地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三大民族的平均收入分别为华人1974令吉、印度人1213令吉、马来人仅为923令吉。“513反华人”事件后，政府开始全力扶持马来人的利益，以“各民族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为由推行新经济政策，不但强制性要求各华人企业将至少30%的股权分配给土著，更干预操控国内的高等教育学额分配。
“当年华人经营的南香鸡饭店、叉烧包店以及洗衣店都是小本生意，毫无疑问，分出30%股份给马来人，会让大多数中小企业者的生活更加艰辛。再加上政府限制了华人子女的教育机会，民族间的不平等政策如鲠在喉，令华人社会一片怨声载道。”
不过对于有智慧又有准备的人而言，危机中往往暗藏着转机。 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中东油盟把原本每桶2美元的石油，提高至每桶40美元，世界经济顿时陷入混乱，许多欧洲工业集团在一夜间破产倒闭，到处都是大萧条下的凄风苦雨。
彼时，一家马来西亚英文报纸名为《伦敦将要破产》的头版大标题触动了陈群川最敏感的商业神经，他意识到，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了。
由于历史原因，马来西亚的很多优良种植资源实际长期掌控在英国人手中，股票大跌后，按当时的行情计算，区区200令吉便可购得1英亩的园丘。
为维护华人利益、化解马来政府“30%”新经济政策引发的企业危机与民族冲突，陈群川一方面以“云顶集团业务需要向多元化及国际化拓展”为由，说服林梧桐发起1.6亿令吉的贷款计划，收购目标锁定英国哈里森种植公司名下面积18万英亩的橡胶园、棕油园、可可园及咖啡园；另一方面以“配合国家新经济政策实施”为由说服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支持收购计划。
随后，踌躇满志的陈群川与林梧桐，带着1.6亿令吉前往伦敦与英国人谈判。只要股权易手，就意味着18万英亩英国人名下的马来西亚土地重回祖国怀抱。
然而在英国政府的阻挠以及英国商人的联合抗议下，收购计划最终宣告失败，云顶集团只获得20%股份。不少英国当地媒体将此次事件报道为：“一位年轻人带着没有穿袜子的老人（林梧桐有不喜欢穿袜子的习惯）想收购英国公司”，并怀疑这仅是一场背后有马来西亚政府撑腰的企业收购游戏，因为在他们概念中的马来华商，多以经营转口或代理贸易为生，不可能具备雄厚的财力收购大型公司。
不过尽管计划落空，陈群川却令云顶集团收获了足够的关注，并通过光明磊落的企业收购行为，让马来西亚土著人看到海外企业潜藏的巨大利润，渐趋放弃对华人基业的腐蚀，从而不动声色地化解了当时敏感的政策矛盾。
“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策略，英商经济的衰退于我们是一个良机，我曾经致函中央银行与外资委员会，申明华人与马来人与其在小小的茨厂街内斗，不如联合起来与外国人竞争。在哈里森种植公司收购案中，云顶获得20%股份，后来我又建议政府本着‘30%土著股权’政策，从英国人手中又拿回30%股份。
此后，马来西亚政府又以同样方式收购了许多国际企业。”
在协助林梧桐打理云顶集团，并逐渐步入正轨后，自1974年起，陈群川开始规划个人事业脉络。他联合纪永光等几位好友，收购了一间名为“双溪威铁船”的老牌英国采锡企业，并将其改名为“琪琳集团”，主攻金融、地产及农业领域。
在妥善的经营与管理下，很快打开局面，运转稳定。 与此同时，凭借在云顶集团的不凡作为，陈群川亦进入了时任马华公会（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总会长李三春的“点将”视野。
1976年，陈群川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高级经济管理学课程，并计划回国后将所学转化为“云顶”、“琪琳”的新动力。恰逢此时，李三春带着更为强大的理由找上门来：“你与其替一个家族或私人赚钱，不如为整个华族服务，提升马来西亚华人的经济地位。”
这句话点燃了陈群川心底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权衡再三，他接受邀约于1977年出任马化控股董事经理和马来西亚多元化合作社总经理，以期帮助华人解决当时面对的各种政经文教问题，振兴华人社会。
作为马华公会挺进经济领域的第一步，“马来西亚多元化合作社”成立于1968年6月16日，7年后李三春宣布组建规模更为庞大的企业公司——马化控股，旨在确保华人在新经济政策下享有合理地位。
陈群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现代企业化经营理念植入“马化”，他想到了集资。在“自强、自救、自立”的口号倡议下，“马化”面向马华公会党员、华商以及各界支持者公开募股，以每股1000令吉的价格一鼓作气筹得3000万元资本金。
钱该怎么花，陈群川自始至终都靶向明确：自新经济政策推行后，马来西亚国有土地的分配额绝大多数都进入土著手中，华人想要实现经济自强，策略之一就是自行从其他渠道购买具备投资价值的土地，并设法收购掌控一部分资本战略性企业。
首先进入“马化”猎食名单的是马来西亚种植公司与南洛园丘，两组收购计划均先后顺利达成。当时仅在英国，陈群川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购了大约8万英亩的园丘及大量地产企业，短短3年，马化控股规模摇身由3000万飙升至数十亿，旗下拥有包括金融、地产、园丘、国际贸易在内的多元经济实体，不但成功创造了2万多个就业机会，更一举晋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轰动业界，就连时任首相的马哈迪也对陈群川摆兵布阵的谋略与魄力敬畏三分。
然而比起商场上的交争竞逐，更令陈群川心心念念的，是如何突破政策束缚，解决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为寻求稳妥的资金支持，他收购了可以长期为马来西亚华教提供经费的万能万字票公司，并创建“自立合作社”，为贫困华人学生提供前往海外留学的贷款。
事实上，日后马来西亚推行的“大专私营化”以及新增的多间高等学府，都是马哈迪接受陈群川的理念后，衍生出的教育百花齐放景象。
当时有不少媒体评说，这位心系华人的商业奇才，正可谓是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成天下的“现代陶朱公”，大有民族英雄风范。而后，在李三春的再三劝说下，深思熟虑的陈群川决意参政。
对于任何一位候选人而言，拜票都是倾听民意、拉近民心的重要途径。不过，当陈群川走进“彭亨新巴力”华人新村拜会村民时，朋友还是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华人新村是马来西亚于20世纪50年代设立的华人聚居点，当时尚处英殖民地时期，其目的是为阻止华人与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接触。据统计，为数450多个华人新村的人口超过百万，其中85%是华人，10%是马来人，5%是印度人。
后来，除例如“巴生班达马兰”这样的少数新村将简陋的木屋翻修成现代洋房外，大部分新村的房舍一直破旧不堪，有些地方甚至缺乏基本生活设施，缺医少教，状态无异于贫民窟。 不可否认，作为当时的执政党联盟，由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三大政党组成的“国民阵线”（简称“国阵”）并未给予新村足够的重视与扶持，导致民生积怨，更有像“新巴力”这样的新村甚至打出了“马华勿进”的旗号。
于是近乎与料想中一致，陈群川一行刚进入“新巴力”拜会了几户人家，就被一大群情绪激动的村民团团围堵，人们历数“国阵”的种种恶劣政策，责骂政府毫不顾忌新村的生活状态。
陈群川静静地聆听，从始至终没有打断任何人，并将各种投诉重点记于笔案。而后，他将自己的想法徐徐道来：“我和大家一样，也对国阵的一些政策并不认可，但问题是，既然存在不满，就要找到解决途径，否则痛苦就会循环延续。
反马华，并不能对改善新村有所帮助，马华只是一面旗帜，它是由人组成的，我觉得有一条路走得通，就是设法影响马华的决策，使马华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一位村民闻听插言：“好！那就打进马华，纠正马华！” 陈群川摇摇头说：“这种说法有点太过偏激，不如说是加入马华，帮助马华。” 事实证明，这一趟没有白跑。
陈群川用自己的真诚与恳切赢得了不少村民的认同，有人甚至志愿加入马华的拉票队伍，亲自帮他沿街张贴竞选布告标语。1978年7月8日，第五届全国大选如期举行，陈群川首战告捷，当选为彭亨州劳勿区国会议员，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涯。
1979年，陈群川乘胜追击，当选为马华中央委员，而后出任马华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1982年4月22日，时值全国第六届大选，陈群川以14522张多数票当选向来是反对党堡垒的白沙罗区国会议员。
同年9月26日，他出任马华副总会长。 自此，游走于政商两界的陈群川，一方面全心全意为弱势群体谋福利，时常深入选民中间了解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的生活状况，帮助他们解决民生需求；一方面秉持“人为本”的理念，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筹组经济研讨会，通过马华的企业化运动提升华人社会地位。
他坚定地表示：“华人是相当杰出的民族，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开拓自身事业，适应任何环境的变迁。” 锋芒毕露中无畏强敌 结束党争攀上政治巅峰 一系列有理有力的作为，使陈群川被媒体冠以“华人救星”、“华裔民族英雄”等称谓，不但在华人社会拥有极高威望，同时亦深受马来人与印度人的敬仰与爱戴。
然而在暗流汹涌的政坛，锋芒毕露的背后总潜藏着危机。陈群川的名字，越发频繁地出现在马来西亚最大执政党——巫统的最高理事会议上，继而马化控股每一次收购企业的行动，也必定成为焦点议程，并几乎全部受到巫统方面的阻力，当中尤以“合众银行”收购案最为轰动。
当时，马化控股与合众银行持有人张明添已于1980年达成股权收购协议，但在随后申请国家银行批准时却遭到阻挠，原因在于国企投资公司（Pernas）提出要与马化分享控制权。 这并不符合马化当初的收购意愿，经过一段颇长时间的折衷谈判后，马化与当时的财政部长达因达成协议，由马化收购一家法国银行的股份及控制权（后该银行更名为“马法银行”），从而放弃合众银行的股份与控制权。
鉴于这家法国银行当时在马来西亚只设有2间分行，陈群川的另一个交换条件即为，政府允许马化在收购后开设超过30间分行。 这种约定在当时意义重大，马来西亚76%的银行控制在当地土著手中，在政府不再颁发新执照的情况下，马化收购并壮大马法银行的行动，不但直接制造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更因其收购模式使“马法”无需在新经济政策下进行重组，有力扩充了华基银行的比例与地位。
但遗憾的是，就在陈群川致力于振兴华人社会之际，一场历时20个月的党争在马华内部爆发了。 1984年3月19日，时任代总会长的梁维泮，宣布撤销陈群川“直辖区联委会主席”与李金狮“雪兰莪联委会主席”的职务。
紧接着，当时的纪律委员会主席麦汉锦更进一步将14名各级党领袖除名。事件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两天前，一批党内中委在当天长达七小时的中委会议中，正式提出议案，要求中委会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党内有人大量制造“假党员”的事件，在未得到积极反馈的情况下，15名中委联名签署公函要求订于4月22日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以通过议案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假党员”事件。
“罢免”事件上演后，矛盾进一步激化，3月21日，一群中央代表通过报章刊登启事，呼吁全体中央代表签名，并要求在4月29日召开党内最高级别的中央代表大会，恢复被开除者的党籍；同时通过秘密投票组建特别委员会彻查“假党员”事件，并议决中止当年3月至5月举行的支、区会选举，以便核定党员名册。
倡议在短短48小时内就收到1499名中央代表的签名表格，占总代表人数的59%，但代表大会的召开却遭到当权者千方百计的阻挠。同年5月17日，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假党员”事件，当权者最终承认，在其控制的10个区会中，曾存在21693名假党员，公信力丧失殆尽。
真相曝光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内民主改革运动随即展开，屈服于内外压力的当权者，接受“国阵”调解人、时任马来西亚副首相嘉化巴巴为首的临时委员会方案，允许举行一场公开、公平的选举。
1985年11月24日，以陈群川为首的马华新任领导层产生。次年3月2日，他以总会长身份召开中央代表大会，通过党章修改议案，去除了党员可随意被开除的原有条文，实施更为透明的“集体负责”领导方式，马华亦因此进入民主与门户开放的新时代。
1986年8月4日，全国第七次大选，陈群川再次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霹雳州务边区国会议员。 下野归隐后援建家乡 华人利益至上终生不悔 眼见其疾升的政绩与威望，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曾三番四次邀请陈群川远离“马华”与“马化”，转为替当地土著创设控股集团。基于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陈群川以“将会遭受华人唾弃”为由一再婉拒，加之其主导的一连串马化收购案严重触及了巫统利益，危机重重。
1985年，陈群川被指涉案轰动一时的“新泛电事件”而在新加坡深陷囹圄。 当时正值新加坡股票市场一片低迷，报上的报道指陈群川将手头的“新泛电”与另外几家马来西亚公司的股票，以高于市价的抵押价，存入新加坡股票经纪行作为贷款抵押，并承诺在指定期限内以更高的价格赎回。
但后来股市大跌，陈群川由于资金周转不灵而无法以原定价格赎回股票，“新泛电”宣布破产，且间接导致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股票市场史无前例的停市三天。新加坡警方遂以违规操作将陈群川拘捕。
时至今日，陈群川一直认为这并非一起单纯的经济事件。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他带领的马华公会，威望一路水涨船高；而其执掌的马化控股，也跻身成为马来西亚的大型企业集团，横跨诸多重量级经济领域。
“马来西亚当局对华人开始警惕，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牺牲品。当时，我对很多事情都不妥协，既不被人牵着鼻子走，也不阿谀奉承，做不到中选后就听从摆布，给不适当的人安排职位。我始终认为，华人的事，应该由华人自己去决定。这种不妥协的政治态度，可能刺痛了一些人。”
陈群川当时听从上峰的旨意，以“白武士”的身份前往新加坡拯救新泛电，可是当他对外宣布拯救方案后却突然被控。为维护新、马两国关系，同时亦为避免支持者因过激行为引发另一次民族纠纷，顾全大局的陈群川毅然决定辞去马华总会长，以及马化控股集团董事经理职务，在巅峰状态就此下野。
尽管“新泛电事件”的重重内幕至今仍然成谜，但时隔25年，前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陈群川案件的主控官克林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曾向陈群川道歉，并承认当年对他以多项罪名提起指控是一种错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他还原了清白之身。
1989年，出狱后的陈群川第一时间向马来西亚法庭报穷。据当时的媒体资料统计，他至少要花36000年才能把债务还清。这笔巨额债务包括他替朋友、公司、企业、集团和会馆作担保而拖欠的款项，而他本人持有的全部股票与产业亦被如数收没，宣告破产。
面对前所未有的逆境低谷，陈群川再次凭借过人的智慧与学识创造奇迹，他在好友的协助下，通过一次土地交易，将全部债务在3年内全部偿清，一举摆脱穷籍，令世人刮目相看。 对于怀抱坚定的民族情结而自惹官非，陈群川无怨无悔。
他用心良苦的一切，实际都是为华人在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尽可能多地争取到教育、经商和就业的正当权益，并在30年多前就曾经预言，华人一旦失去支撑民族经济命脉的银行，失去自强自立自救的大企业理念，也就彻底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地位。
如今，马来西亚华人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局势，恰恰印证了这番预言，越来越多的华人深感民族前途未卜，选择移民迁居。 自憾别政坛后，陈群川一直保持着低调、半退休的生活状态，除担任几间公司的顾问外，最放不下的，莫过于深埋心底的故乡情结。
1991年，秉承父亲“一定要回家看看”的叮嘱，陈群川第一次回到家乡海南“省亲”，除在当地捐款兴办小学、中学，为海南大学图书馆添砖加瓦外，还先后投资１亿多元建厂办店。
他坚信，海南具有重要的区域优势，又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地区，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进程中，一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的带领下，一批马来西亚华侨纷纷回到海南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
为表彰陈群川的杰出贡献，1993年，中共海南省文昌县委和文昌县人民政府授予他“造福桑梓楷模”称号；1998年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赤子模范”称号。
回首往事，纵使人生际遇起伏跌宕，陈群川依然一脸阳光，对未来充满信心与憧憬：“人生道路上遭遇大风大雨，可以锻炼人的耐力，要懂得放下，因为只有放下，才可以看见彩虹，可以觅出另一条全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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